讲座目的：

1．联系初高中教材，通俗易懂的介绍这部巨著，引发阅读兴趣。

2．了解优秀的民族文化，激发学生正确的人生观。

讲座方式：

1．多媒体演示    2．讲解交流

一、开场交流

《史记》是中学阶段入选文言课文最多的一部，主要涉及介绍的作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、《报任安书》等作品，从中了解和认识司马迁和他写作《史记》的经历，感受他带给我们的启示。

二、简述秦汉历史背景与历史散文的发展

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，在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以秦灭齐为界，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，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。虽然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，但它的历史事业和政治制度，由后来的王朝继承下来，汉王朝400余年的统治，在多方面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由此汉文化的影响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，社会生活的休养生息体现在文化思想的大一统，不同于秦通过灭绝文化方式的大一统，汉代统治者懂得以儒学文化一统天下，而且，外来文化交流的出现，使得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弘气度，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。历史散文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，发生了空前的变革。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孕育出现，颇有一种象征的意味，它似乎在告诉世人，这个世界必须从巨大的时空意识出发，才能给以完整的描述。

我国早在夏朝就开始设立史官。史官的职务往往是世代相传的，所以能够积累和保存各种档案资料。古代史书的基本体式是记言和记事。

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。《尚书》意为上古之书（“尚”通“上”），是虞、夏、商、周时期典章文献的汇编。后来成为儒家经典，称为《书经》。《国语》是一部国别史，分载周王朝及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七国约500年的历史。《战国策》共计33篇，以记述谋臣策士的说辞书信为主，为西汉刘向根据宫廷藏书资料整理而成的。

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是以记事为主的史书。《春秋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，相传为孔子所编，共计12篇。全书记事过于简略（往往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），于是配合《春秋》的史书问世，其中价值最高的是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全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也叫《左氏春秋》，相传为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，也是编年记事，叙事较为详细，较为系统。

司马迁不仅从先秦史书中摄取了大量的资料，而且在编写体例、叙述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面获得许多借鉴和启迪。他开创了纪传史学和文学的先河，创造了以人物带事件纪传叙述和评论风格，自《史记》以后，纪传体成为宫廷正史的体例，从汉《史记》至《清史》，中国二十四正史都是纪传体史书。从这个意义讲，司马迁伟大之处在于继往开来，他既是先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又是新的史学的开拓者和创造者。

三、司马迁其人与人生启迪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汉武帝时史官。他父亲司马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，对于天文、历史、哲学都深有研究，对先秦各家学说都作了简要而独到的评论，著《论六家要旨》。后对司马迁早期教育以至子承父业无疑有重要意义。

据载，司马迁因出生时随父迁居长安，由是而取名“迁”，少年时师从儒学大家董仲舒学习《春秋》，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《尚书》，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。他从事史学著述研究的一生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人生启迪：

1．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求学态度

万卷书，万里路虽是虚指，但用它来形容司马迁的求学观一点都不为过。

司马迁二十岁那年，开始了广泛的漫游。

这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等地，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、韩信、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。漫游回来后，做了郎中，又奉命到过四川、云南一带，这里就有一个“夜郎自大”的典故出处……

以后因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。他的几次漫游，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。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，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。这一切，对于他后来写作《史记》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今天，我们看待《史记》时，不要忘了，求学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学习过程，不光要学会利用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知识财富，更要用实践的行动去获取前人没有留给我们的知识，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学习能力。试想，司马迁如果不是通过广博的知识积累，不作事先充分的知识准备，就凭当时的交通条件，以及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，很难想象他能做到这一切。

在他父亲去世后，司马迁继任太史令，自称“太史公”，此后潜心于著史。就在这时，在司马迁身上发生了一件决定《史记》命运的大事——“李陵事件”，经历这一事件之后的司马迁告诉后人一个人生态度——“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的人生抉择。

2．“重于泰山，轻于鸿毛”的人生态度

李陵，汉将李广的孙子，善骑射，爱士卒，颇得美名。汉武帝时命其率步卒五千，深入匈奴腹地，以少击众，抗击匈奴。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。力战之后，遭部将叛逃，暴露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，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，李陵兵尽粮绝，兵败而降。消息传来，汉武帝大为震怒，朝廷重臣纷纷斥责李陵。司马迁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，愤怒于那些安于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，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，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。后李陵《答苏武书》验证了司马迁的推测。

李陵的兵败，实由汉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，司马迁的辩护，也就触怒了汉武帝。他因此受了“腐刑”的惩罚。命运给人“困难”折磨的同时，也提供给人发展的机遇。

受此刑罚，对于司马迁来说，是人生的奇耻大辱，远比死刑更为痛苦。

司马迁在对朋友任少卿的一封书信中（《报任安书》）对于“李陵事件”、自己的身世遭遇和悲愤痛苦的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代，对汉武帝的刚愎自用不无微词。

    信中紧接着表现了他积极的处世态度，提出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的人生观，他列举先秦诸子，表示完成《史记》的决心，

    内心的痛苦和郁闷，促成这本读之不能不为之感动的作品至今魅力四射，同样的言语见于《史记》总结篇第一百三十卷《太史公自序》。

《史记》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，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。总共一百三十卷，52万余字，全书由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、书五个部分构成。

3．“打破权威，不以成败论英雄”的辨证思想

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，《史记》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。据说汉武帝读《史记》后，对其中有些部分感到愤怒而加以删削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贯穿《史记》的“打破权威，不以成败论英雄”的辨证思想是我们理解这部巨著的关键之一。

从秦始皇开始，君主个人权威的加强，使得史官的地位已经落为“主上所戏弄，倡优蓄之”的地步，但司马迁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，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君主唱赞歌的工具。另外，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。但并不是完全信奉孔子的学说，而是钦佩孔子的人格，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。换句话说，司马迁把自己写作《史记》的工作视为孔子修《春秋》事业的继承，这就在精神上继承了先秦散文家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。时代赋予司马迁的宏大眼光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，让这位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，有特殊的个人遭遇的人，拥有了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独特理解阐述的机会。

《史记》对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，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，也不是单纯的否定，而是具体可信的、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。《史记》所记述的人物，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，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，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人物。《史记》中，帝王、诸侯、农民领袖、卿相、将帅、后妃、宦官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刺客、游侠、商人、戏子、医师、男宠、卜者，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，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推动和发展的，尤其是对下层人物的态度，他意识到造就历史的真正力量。

在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，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，而不是名位。项羽未尝称帝，但《史记》立了《项羽本纪》；《高祖本纪》之后，是《吕太后本纪》，而没有“孝惠本纪”，因为惠帝虽有皇帝之名，实为傀儡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宣称，作史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让那些“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”的人，垂名后世。

四、如何看待和阅读《史记》部分作品

这部史传文学的核心部分是：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由人物传记构成主干，融故事性、戏剧性于一体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。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和涉猎这部作品：

1．把握《史记》的叙事艺术。

《史记》的叙事方式，基本以第三人称。作者只为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，不直接评论，保证了史实的客观性，但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，不同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对比，含而不露地经由文学渲染加以传达，所谓“寓褒贬于叙事之中”。

为了再现历史场景和人物活动，叙事艺术体现在内容的故事性和戏剧性。如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由完璧归赵、渑池会、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；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；孙膑的传包含田忌赌马、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构成……故事的美丽在于戏剧化的矛盾冲突，每个故事都像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（同学有兴趣编排课本剧，《史记》中有很多原创剧本）。如“鸿门宴”的故事，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、扣人心弦的独幕剧。（“荆钶刺秦王”）

2．体验《史记》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。

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，司马迁基于过去著作的积累，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，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。具有数量众多、类型丰富、特征鲜明三大特点。其中写得比较成功的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

悲剧场面的反复出现，告诉人们：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，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抗争精神。

戏剧性的场景为各种人物在历史画卷上活灵活现提供了绝好的手段。如《项羽本纪》“鸿门宴”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，张良的机智沉着，项羽的坦率粗直，樊哙的忠诚勇猛，项伯的老实迂腐，范增的果断急躁。同样的例子还有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的“完璧归赵”，《刺客列传》的“荆轲刺秦王”等。

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，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，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，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；由于他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，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、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，人物形象才能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。

3．研究《史记》的语言艺术。

《史记》历来被尊为典范，代表骈文出现前所谓“古文”的最高成就。

司马迁吸收了前代文学家的经验，抛弃了铺张排比，形成了淳朴简洁，富于变化，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。首先，这主要因为他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史料，用语通俗。其次，他在叙述过程中始终倾注情感，处于不同心情时，语调时缓时急，时重时轻，时而幽默时而庄肃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再次，他对古汉语有很高的修养，擅长对古代史料作适当的语言处理。

由于《史记》的语言素材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口语，因此，既富于概括性，又富于生活气息。很便于后人理解历史故事，也被后人作为典范来学习。

五、总结

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这是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的最高境界。

    且不论其对史学研究的价值，在文学方面，《史记》对古代小说、戏剧、传记文学、散文的影响非常深远，成为后世文学历史题材的创作源泉。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中，《史记》深刻影响到唐宋时的“古文运动”，以至成为后世散文学习的典范。